电影有着自己的文化使命。理想化的盛唐存在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,永远给予我们民族精神的激励。但这些真实蛰伏在大唐之中的危机,才能更好地传递社会责任感和历史危亡感。哪怕是最理想主义的李白,仍然写下了无数含有忧患意识的诗句,如《古风其十八》,“鞍马如飞龙,黄金络马头。行人皆辟异,志气横蒿丘”,尽写官员之骄奢、民众之厌惧。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警醒作用,也是对于自己文化使命的责任感。这些影片在艺术手法、制创水准上较此前有了较为明显的跃升。“初创期”普遍采用的程式化、“二元对立”的创作方式被摒弃,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血肉丰满、多元化的英雄群像。《长津湖》系列中的新兵伍万里、梅生、雷公,《金刚川》中的张飞、关磊师徒,《狙击手》中的冷枪五班战士们,他们既凝聚着卡里斯马式英雄的崇高品质,也有着一个个作为普通人独特生动的灵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