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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国婚姻困局背后 是找不到出路的中国剩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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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1-25 21:30:4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现实情况是,“剩女”比“剩男”得到了更多关注。这并不奇怪,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、掌握先进的媒介工具、知识水平足够高的“剩女”,在舆论场中能够更顺畅、流利地表达自己。而那些农村“剩男”则被挤压到社会角落,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。

  \9 C- Q9 Y$ _  {这两天,跨国婚姻及其潜藏的骗局,又引发公众关注。澎湃新闻的《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》,新京报的《跨国婚姻骗局:带不回的巴基斯坦新娘》都聚焦于此。
成千上万条评论,充分表达着网友的不解和嘲讽。其实,跨国婚姻,不过是文中的主角们——农村青年们万般无奈之下的选择。
农村“剩男”被剩下,是社会进步的“自然”结果吗?
追求一桩虚无缥缈的跨国婚姻,显然要面临不小的风险。且不说两国在社会文化、生活习惯方面必然存在差异,单是某些以诈骗为生的跨国婚介组织,就让人防不胜防。新闻里介绍的一个个事例,
已经让读者见识到了前往异国他乡追求爱情的道路,有多少艰难险阻。
就算能把来自异域的新娘娶回家,由于婚前缺乏感情交流,婚姻的基础如同纸糊的窗,一捅就破。很难相信,这样的婚姻能和人生的幸福划上等号。
可既然如此,为何还有人宁愿铤而走险,只为试一试自己的运气?
王某原准备领回巴新娘后,搬进新房。如今,院里已经荒草丛生。 图片来源: 澎湃新闻6 Q/ a, U7 [; J* E2 [& K$ }7 \
在《去巴基斯坦娶亲的男人们》这篇文章中,一位青年回想起在巴基斯塔的时候,一个16岁女孩对他一见钟情,因中介扰乱而错过。“这种事,在国内可能吗?”这句不经意间的回答,听来格外心酸。
不必讳言,这些农村青年之所以寄希望于跨国婚姻,主要还是因为自身的条件相对较差——有些是外貌不佳,有些是不善言语,但根本的,还是经济条件不佳、社会地位低下。
图片来源:新京报
. v% g, R: y4 Y/ Q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未婚男性而言,婚姻的经济承付能力、婚姻的搜寻成本决定着其是否能够结婚。根据“择偶梯度理论”,男女择偶时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,即如果将男女分别划分为A、B、C、D 四种不同的等级,其中 A、B、C、D 是按照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排列的,
一般 A 类男会选择 B类女,B 类男会选择 C 类女,C 类男会选择 D 类女,因此到最后剩下的往往是D 类男。
所谓的等级,代表的还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等外在条件。正因为被不断挤压,某些农村青年才会相信越南、巴基斯坦新娘的传说。而潜藏在他们美好愿望之下的,是农村“剩男”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渐渐淘汰的残酷现实。
中国传统中的理想婚姻是家族的门当户对和个人的郎才女貌,也就是门与户、才与貌的等价交换。颇受媒体关注的“中国式相亲”,其实质就是强调资源交换的重要性。如果我们以“优胜劣汰”“物竞天择”“适者生存”等原则来审视这些想结婚而不得的农村青年,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处境。
但我们是否能认为,这是一种“合理”现象呢?值得玩味的是,有一位网友的评论获得了不少赞:“十几万块钱还得东拼西凑,这家得多穷。这么穷不想着先去挣够钱,却想着结婚繁殖,难怪一直穷。”
言下之意,就是文中写到的农村青年“没有本事”,所以娶不上媳妇。但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,弱势群体是否注定要会被“淘汰”呢?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为什么农村“剩男”比城市“剩女”更需要关心?
其实被“剩下”,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。不婚族、独居青年……这些名词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媒体的版面上,进入公众的视线。但是,占据舆论场C位的,往往是“剩女”,而不是“剩男”,这又是为什么?
其实,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,我们不难发现,在每一受教育水平内部,在同一出生同期群未婚人口中,男性占比都大大高于女性。也就是说,在所有的受教育阶段中,伴随年龄的增加,“剩男”的占比就越高,“剩女”的占比就越低。这就是说,“剩男”的占比大大超过了“剩女”。(《单身未婚:“剩女”和“剩男”问题分析报告》,张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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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为何相比“剩女”,“剩男”反而成了更沉默的群体呢?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同样显示,受教育程度越高,“剩男”在相应年龄段人口中的占比就越低; 而“剩女”所占比重则相应上升。也就是说,受教育程度越高,男性最终的结婚率也越高,而女性则面临沦落为“剩女”的风险也越大。
可见,同样被“剩”,“剩女”与“剩男”的情况大不相同。“剩女”的学历更高,更容易找到好工作,自然也就能得到相对更优越、体面的生活。
可以说,“剩女”之“剩”,某种程度上,是一种主动选择。即使一个人生活,她们同样能活出精彩、活出快乐。
而即使部分农村女性没有高学历,也没有城市女性的殷实家境,但根据“择偶梯度理论”,仍有通过希望婚姻改变命运(即与条件相对一般的城市男性结合),甚至是下一代的命运。
相形之下,农村“剩男”面临的困难就要大得多。因为他们缺乏家庭出身的“先赋性因素”和文凭学历的“后致性因素”,在城市中,只能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廉价的报酬,但到了适婚年龄的他们,最终选择回到农村,期待娶妻生子时,却很难找到合适的结婚配偶。
电影《光棍儿》,表现了农村底层光棍的性苦闷
如果说城市中的精英剩女只要愿意屈身低就,尚有回旋余地的话,那么农村中的低端男性几乎无可选择,已经成为绝对的“剩男”。行文至此,我们也就不难理解,部分农村青年为何明知前路艰险,也要去国外试试运气。
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是,“剩女”比“剩男”得到了更多关注。这并不奇怪,生活在现代化大都市、掌握先进的媒介工具、知识水平足够高的“剩女”,在舆论场中能够更顺畅、流利地表达自己。而那些农村“剩男”则被挤压到社会角落,成为了被遗忘的群体。
或许,只有在“快手”“抖音”上的土味视频里,他们才能逗人一笑,成为被“审丑”的对象。无论如何,他们不该只在这些时刻才被人们想起。
如果“剩男”现象的蔓延,将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
到巴基斯坦追求跨国婚姻的农村青年们失败了,但我们应不应该用一种“隔岸观火”的态度看待他们?事实上,“剩男”现象,离我们并不远。
《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,2018年全年,我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1013.9万对,结婚率为7.3‰,创下2008年以来的新低。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,其中更有7700万独居成年人。
也就是说,“剩男”,尤其是农村“剩男”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多。而与城市“剩女”不同,这一群体更容易演化为某种社会不稳定因素。这很容易理解,因为单身未婚男性过多,社会犯罪率也会水涨船高。
我们在过去的专题中曾分析过该问题:婚姻能够形成非常重要的社会纽带,使得人们相互依赖、相互支持、相互约束,因此能够抑制具有犯罪倾向的人从事犯罪活动,因为他们一旦犯罪,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。
世界范围内,未婚成年男性犯下的暴力行为比已婚男性多23%,相对未婚人口而言,结婚往往能够将犯罪的可能性平均减少35%。
更重要的是,我国社会近期还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。而这一挑战并不是单纯地来自少劳老龄化(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老龄化),与少子老龄化(0-14岁少儿人口减少的老龄化)也息息相关。
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已经指出,少子化的挑战要大于老龄化,因为低生育-少子化关系到人口的未来与家国的希望。
一方面是老年人在增加,一方面是年轻人在减少,如此一来,老年人福祉更难保障。可如果没有婚姻,新的年轻人又从哪里来呢?
此外,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我国2015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.51。在过去的20多年里,这个比例曾一度高于120,是世界上最悬殊的出生性别比例之一。
所以,面对那些从巴基斯坦、从越南铩羽而归的农村青年,我们给予的恐怕不该是嘲笑。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,从来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能否找到自己的尊严和价值。彷徨失措的“剩男”们需要的,是多一点关心和帮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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