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旷世恋情:我穿越半个世纪,终于找到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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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9-10-17 10:23:5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茅君瑶,1933年出生,曾就读于国立艺专油画系。
内战爆发后,她辍学前往上海寻找恋人余其濂,未果。1949年11月,考入华东革命委员会第二文工团,即后来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。
1952年5月,调到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,直至退休。
1993年,茅君瑶独自前往美国寻找初恋……其中经历,堪比一部史诗级电影大片。
口述 / 茅君瑶 撰稿 / 丑丑
2019年,共和国70华诞前夕,电视台的记者突然来敲我的门。
他们给我看了70年前的一部纪录片《彩色新中国》。
一群少年拿着画具,说说笑笑走出国立艺专的校门,去西湖边写生。
走在前面,穿着橘色衬衫,背带裤的那个人就是我。那时候我17虚岁,只有16周岁。
前面穿背带裤的就是我
是苏联来拍的,学校通知说要拍纪录片,让我们穿漂亮一点。我正好买了一件新衬衫,就穿上了。
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,转眼已经70年了,我都87岁了。
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像,真是年轻啊,风华正茂,正当青春少年。
西湖边写生
那时候,我正在和一个空军谈恋爱。我们深爱对方,已有白首之约,却被战乱冲散了。
这部纪录片,又让我想起了刻骨铭心的那些前尘往事。
笕桥航校
1993年,婆婆和丈夫病了十多年后相继病逝,我也终于可以歇口气了。丈夫的妹妹一定要邀请我去美国散散心。
说实话,我很不想去。这大半辈子,一直在苦难中歌唱,仿佛已经活过了好几个世纪,感觉心气耗尽了。
我刚刚重新捡起画笔,每周都要去学画。这是他替我选的志向,我要把它继续。
我已经准备好了,如果签证被拒签,我就待在上海,好好喘口气。
没想到,签证特别顺利。
出发之前,我又去了杭州,再次登上葛岭。
这是我和他分别后,第六次来葛岭了。
四十七年前的往事就像在昨天:葛岭蔷薇满坡,绿树葱茏,我和初恋情人余其濂在这里情定终身。
1993年,我已是个六十岁的老人,形单影只。而他,不知是生是死,身在何处。
我们定情的初阳台
冬天的葛岭寒风阵阵,满目萧杀。我呆呆坐了一个下午,老泪纵横,感慨万千,写下一首七言《重游葛岭》
“重登葛岭忆旧游,昔日蔷薇今枯柳。
残垣留得踪迹痕,不见君影五十秋。
寻寻觅觅心幽幽,凄凄苦苦已白头。
钱江东流不复返,隔海遥寄一腔愁。”
这条路,我们走过无数遍
1994年1月4日,我从上海飞往美国亚特兰大。
我居然要踏上美帝国主义的土地了。
看着脚下的陆地渐渐变得模糊,黄浦江越来越细直到消失。我就想当年他驾着飞机从上海五角场起飞,看到的景象也是这样的吧?每次飞机起飞,他会不会也像我挂念他一样,想起我呢?
空姐送给每位乘客一个飞鹰小挂件的礼物。看到那个小飞鹰,我眼泪就出来了。
他当年在笕桥航校上学,制服上佩带的就是这样的飞鹰标志。
十几个小时的航程,我把“飞鹰”紧紧攥在手心,满脑子都是他穿着空军制服,年轻的身影。
笕桥空军航校学员
到达亚特兰大第二天,小妹妹请了一些华人朋友到家里来为我接风。
到访的客人中,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,是当年国民党的空军,一口京片子。
听到“空军”两个字,我的头“嗡”的一声,其他的话都听不见了……我双手扶着桌子,脸色苍白,汗水直往下流。
妹妹以为我身体不舒服,她哪里知道我心里的翻江倒海啊。这个藏在我心里近五十年的爱人,是我一辈子的伤痛,触碰不得,一碰就要命。
我头很晕,大汗淋漓。先是飞机上的“小飞鹰”,现在又是“空军”,我觉得不是巧合,是老天在给我指引,要我去找他。
1946年认识他的时候,我才13岁多一点,他24岁。
我现在一闭眼,脑子里都是他当年的样子,瘦瘦高高的,穿笔挺的空军制服,笑起来很儒雅。一开口,很好听的国语男中音,真的会迷死很多女孩子。
我第一次见到余其濂时的样子
我们恋爱了三年。在西湖边他给我讲故事,念诗词,我们到灵隐寺许愿,在葛岭定情,初阳台立下婚约……他握着我的手认真地发誓:让西湖的山山水水为我们作证,等我1952年8月艺专毕业他就娶我。
1952年5月摄于上海兰鑫剧场。如果没有战乱,再过三个月我就艺专毕业,可以嫁给他了
规划得很好的人生,却遭逢乱世。
1949年,时局动乱,我们失散了。
他去了台湾,我留在杭州。
这辈子可能再也见不到了,但我就是忘不了他。一刻也忘不了。
中国有句古话说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。我只想知道他还在不在,在哪里?
我决定留在美国找他。
每个人都认为我疯了,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,一句英文不会,怎么在美国生活?茫茫人海,怎么找?
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嘛:世上无难事,只怕有心人。这辈子什么苦没吃过啊?我不怕。
我父亲是生意人,也是当时杭州很有名的书法家,平湖秋月柳浪闻莺,西湖边好几个地方都有他写的楹联。
我母亲长得很美,喜欢交际。我们住在英士街(平海路),我家就在现在友好饭店的位置。
我生于1933年,四岁就随父母逃难,一逃就逃了八年。
1937年春,四岁的我(左),九岁的哥哥(中),七岁的姐姐(右),开始八年抗日流亡
抗战结束回到杭州,以为从此可以过安稳日子了。父亲忙做生意,母亲忙交际,老外婆整天抱着个收音机听越剧。
我哥哥性格内向,整天埋头练琴,对什么都不关心。姐姐热衷时事,经常带很多同学到家里高谈阔论。
我和他们都不同,十三岁个子已经满高了,但还是野小子一样,只知道玩。
第一次见他很有意思。
我刚从西湖边回来,一进门就看到房间里坐得满满的,我床上也坐了个人,在翻我的速写本。
我气得冲过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。他力气很大,捉住我的手我就动不了了。
他笑着说了句:呵,好厉害!
看我狼狈的样子,大家哈哈大笑。为了解嘲,我也跟着哈哈大笑。
听到我的笑声,他就像被魔法定住了一样,直勾勾地盯着我看。
我也傻了,就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样,那双雾蒙蒙的眼睛好熟悉。
他叫余其濂,是笕桥航校二十四期学员,入伍前是金陵大学二年级的学生。
他在北京出生,八岁随外交官父亲到南京,抗战时又到了四川。
余家三兄弟和姐姐,前排中间为余其濂
余其濂从金陵大学退学投笔从戎,1944年12月在昆明入伍,然后到印度拉哈尔受训。刚到印度,日本就投降了。
在印度受训完毕,受命回杭州笕桥重建航校。
1945年,23岁的余其濂在印度
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他说,我在南京鼓楼小学和印度拉哈尔都听到过你的笑声。
大家起哄,说只有他还没女朋友,叫他赶紧追我。
关于我的笑声,他后来又认真对我说过。好多年来,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印度,他老听到有个小女孩在耳边笑,那笑声让他一直很困惑。
那天我一笑,他就惊呆了,原来他一直听到的就是这个笑声。
所以,他总认为遇见我,是老天刻意安排,冥冥中注定的。
抗战胜利后,教官们驾驶没有通信、航行、氧气、仪器设备的PT-17教练机飞越驼峰,回到杭州笕桥重建航校
自从那次来过我家后,余其濂周日便常常来找我玩,带我去逛书店。
1947年,我读冯氏女中,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。每到周末,我们在丰乐桥下的“杭州第一店”吃碗雪菜面,再沿着当时还叫“膺白路”的南山路,一直走到柳浪闻莺。
他喜欢念诗词给我听,有古人写的,也有他自己写的。
他的声音饱含深情,眼睛雾蒙蒙地看着我,好像都是为我写的一样。我对他是又崇拜又依恋。
航校演话剧,他扮演《雷雨》里的周冲。演出结束后,他在西湖边背台词给我听。周冲一心想冲破封建家庭的枷锁,去寻找一个自由光明的世界。
这些台词完全就是我当时心情的写照。
父亲被人诬告,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。母亲常常在家大宴宾客,有个军官周末公然住到我家。
我的母亲生得很美
我觉得我家和周冲所在的家庭一样封建,一样肮脏,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快乐。
他鼓励我多看书,好好学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,到达那个自由的新世界。
1947年6月,他航校毕业,分配到上海江湾空军第二大队当运输兵。每周给我写两封长信,引导我的学习,细心地为我疏导精神上心理上遇到的问题。
他的信读起来真是种享受。古诗词信手拈来,枯燥的道理也被他说得很有趣。
他总是用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,他说这是天空的颜色。
他会把每一封我们的通信编号,留底保存。他每天写日记,我也每天写日记。
这两个习惯我都是跟他学的,一辈子都这样,改不掉了。
那时候,他从不说热烈的话,总叫我好好读书,他会慢慢陪着我,耐心地等我长大。
13岁零3个月,我遇见了余其濂
我非常努力,初中最后一年,我的成绩提高很快。他说你考国立艺专吧,你的素描挺有灵气的。
就他一句话,那个暑假我参加艺专的两期补习班,没日没夜地画石膏像,每天都画得汗流浃背。谁劝我休息,我都不听。
我特别喜欢阴雨天的西湖。每次阴雨天没有飞行任务,他就会从上海赶到杭州看我。
考上艺专以后,我和余其濂的关系更亲密了,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。我们手牵手逛遍了西湖的山山水水。我们在初阳台定情,商量好,等我一毕业我们就结婚。
我真巴不得时间过得快一点,明天就能长大。
1949年初,国共打得很厉害,一会儿说开始和谈了,以为谈好了,又打起来了。学校里乱哄哄的,都不上课,闹革命去了。我姐姐也离家出走到四明山参加游击队去了。
杭州大街上经常会有坦克开过,马路被压得破破烂烂的。
他的信也越来越少了,常常一周也等不到一封信。
我心急如焚。跑去上海找他,没找到,他又飞任务去了。
失魂落魄地回到杭州,各种胡思乱想,很煎熬。
1949年4月3号,我又跑去找他。他还是不在。
部队首长问我是他什么人,我说是他女朋友。话没说完我已经哭成泪人了。
原来,我去的那天上午,余其濂刚接到在西安驻防的任务,飞西安去了。
他刚落地西安就接到通知,要他第二天赶紧回上海报到。
第二天下午,他风尘仆仆出现在我面前。三个月不见,他变黑了,也瘦了,还有些憔悴。
一看到那张日思夜想的脸,我就泪如雨下,泣不成声。
1949年,他驻防台湾新竹,再也没有回来
他解释说一直在生病和出差,还做过一次手术,怕我担心,就没给我写信。
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,仗打得这么厉害,一想到自己随时有可能战死,而我连十六岁都不到,他就没办法面对我。
什么我都不在乎。去找他的时候我就已经想清楚了,我一定要和他结婚,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。要死也要死在一起。
他要求和我一起回杭州,郑重地向我父母提亲。
因为父亲对军人一直有成见,我坚决不同意他和我一起回去。
最后,他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,让我回杭州去请父母写一封亲笔委托信。
我还未成年,有了这封信,他带着我就有礼有节,对双方父母和家庭都好交待。
4月6号,上海火车站已经全是逃难的人了,乱糟糟,挤得要命。
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趟开往杭州的火车。挤到门都打不开,里面的人拉,他在外面推,我才从窗户爬进去。
他反复叮嘱我拿到信就马上回来,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我,里面是银元,给我做回来的路费。
火车开动了,他还跟着火车跑了很久,一直喊着让我早点回来。
我哪里想得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,从此生死两茫茫啊,唉……知道的话,我死也不会回杭州了。
民国时期的上海火车站
打定主意留在美国找他,我就开始找工作。很快就找到了,到华人家里做管家。
我一边打工一边想办法四处打听他的消息。人家说艺高人胆大,我是无知人胆大,哪里有一点线索,就跑去哪里找,用几个可怜的英文单词和人比比划划。
找了他一年多,一点进展都没有。我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条线索,寻找的过程,以及失望的原因。
托人去台湾打听,查到的资料是“不知人在何处”。
我反复琢磨这几个字的意思,最后得出结论:他应该还活着,只是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这个结论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。我每天奔走在美国的街头,寻找一切关于他的蛛丝马迹。
我在美国
到了1995年底,终于有朋友反馈消息说余其濂还活着,在加拿大。
放下电话,我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。
整整十天,我都精神恍惚。
我来美国已经两年了,签证也早就超期了。我没有去办延期手续,我只有一个信念:找到他我就回中国,以后也不会再来美国了。
等了两个月,却没有更多的消息。
我想起当年我们失散前的那三个月,见不到他,不知生死,每一天都是煎熬。
几十年后,我依然在经历这种煎熬。我白天找他,晚上想他。这种蚀骨的煎熬和思念,真的是太折磨人了。
儿子有个同学在温哥华,我马上给她写了封长信,告诉她我和余其濂的故事,希望她能理解并帮助我。
终于找到了,可是我们都已不再年轻
1996年2月7日下午两点钟,我正在画画,电话铃响了。
对方一口好听的普通话,自报家门是余其濂,问有没有一位叫茅君瑶的女士。
听到他的声音,我整个人都在发抖,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扶着墙壁号啕大哭。
五十年啊,人生能有几个五十年?
半个世纪的思念和着泪水倾泻而下,哭得我肝肠寸断。和他分开的几十年,我已经不会流泪了,即使文化大革命被批斗,父母离世,我也没这么哭过。
电话那头,他也在痛哭,他一边哭一边说:小瑶不要哭,听话,小瑶不要哭。
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,说话的语气,语调还和五十年前一样温柔。
我觉得自己又变回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女孩,听到他的声音,看到他的眼神都能顷刻间融化。
他说他一直在后悔,为什么当初那么食古不化,坚持要我回杭州去要一封托孤信。他对不起我。
我说是我不好,当时为了劝父母留在杭州,耽误了去上海的时间。
我们说说哭哭,哭哭说说,说了整整两个小时。
放下电话,我满脑子都是他的声音“小瑶,不要哭。”多熟悉的话啊。五十年前,我一哭,他只要这样哄我,我就会伏在他的怀里慢慢停止哭泣。
这次,我忍不住了,放下电话,我继续放声大哭。
晚上躺在床上,根本睡不着,兴奋啊,一个人疯子一样又哭又笑,老觉得像在做梦。
直到第二天九点,他的电话又来了,我才相信这是真的,我没有做梦,我真的找到他了。
那三个月时间,我们简直到了痴狂的地步,每天一封长信,每天讲两个小时的电话。
他问我为什么一直不去上海?这是他一直想不通的事情。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一个未成年的小孩去处理?
1949年4月6号,我从上海回到杭州,发现父母准备去香港了。东西已经整理打包好了,放在客厅,就等我回家。
我突然想起之前姐姐从四明山托人带来一封信,说如果发现父母要离开杭州,让我想尽办法留住他们。
这件事情太突然了,我赶紧骑自行车去艺专找姐姐的好朋友曲庸。
曲庸花了三天时间去找到一张共产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:要保护、团结和发展,是朋友,不是敌人。
我姐姐大概也希望我父亲这样的资本家能留下来,为新中国效力吧。
我把政策给了父亲,劝说父亲留下来。
4月17号晚上,父母经过几天几夜的考虑,终于决定留下来不走了。
18号早上,我请求外婆帮我向父亲讨那封委托信。
父亲开始的时候还很温和地向妈妈了解余其濂的情况,一听到是个空军,就从沙发上跳起来了。
他说他发过誓,决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军人。
4月20号,广播突然播发消息说,国共和谈破裂了。
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傻了,我知道余其濂在上海肯定也要疯了。他对和谈一直抱有很大的幻想。
我急得直哭,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妈妈和外婆也说不动父亲。
23号,我决定自己去求父亲,就算被他打死我也一定要去上海找余其濂。
杭州火车站
父亲正在小客厅里收听广播,我冲进去跪在他面前大哭,求他成全我们。
妈妈也跪下来求他。
外婆也说如果父亲再不同意,我们祖孙三个就死在他面前。
父亲看我这么坚决,流着泪冲上楼去。
父亲写完那封委托信就出门去了。他让母亲转告我,不要再见他了。
这封信我到死都不会忘记:“其濂贤侄:我将小女君瑶托付给你,望你善自待她,望至爱至深,白头偕老。茅仲复重托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。”
拿到信后,我泪如雨下。我知道从此一别,此生再难相见。我坚持要等父亲回家和他告别后再走。
父亲两天都没回来。
我知道他是故意躲我。26号,我背了个小背包赶紧出发,里面是我和余其濂三年的通信和日记,还有父亲的委托信。
民国铁路
火车站人声鼎沸,乱作一团。售票台前的小门上贴着张纸条:沪杭线暂停,请勿再敲门。
看到这十个字,我腿都软了,人直往下蹲。
我在站台等了一个小时,不死心,又沿着铁路路基往前走。
路基上都是拖家带口,带着大包小包逃难的人,他们都往杭州方向逃,只有我一个人往北走。
一直走到天快黑了,还是没看到有去上海的车。我实在走不动了,绝望地蹲在路基上痛哭。如果我早点问父亲要那封信,或者一拿到信就出发,本来可以到上海的。
路过的人劝我说,小姑娘,快回去吧,没有火车了,解放军已经到余杭了。
我失魂落魄地往回走,跌跌撞撞,脸色苍白,像一个游魂一样。
等我走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,双脚全是泡。我敲开门就倒下去了。
沪杭铁路
我大病一场。我开始绝食,不想活了。
一直以来,他就是我的父亲、兄长和恋人,没有他,人生就没方向了,我也没灵魂了,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。
同学劝我:也许他没走呢,你死了就真的找不到他了。
没了他,读书还有什么意义?再也接不到蓝色信笺,看不到他漂亮的字迹,听不到他好听的声音了,我待在杭州还有什么意义?
西湖边每个角落都是和他一起的回忆,如今都变成了锥心的痛楚。
杭州再也待不下去了。病好后,我去办理退学。我的西画老师庄子曼教授劝我,说你不要退学,以后你会成为一名很棒的画家。
我说,我不要做画家。
此生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我相信他有一天还会飞回上海。
1949年11月22日晚上,没有留给父母一句话,和同学告别后,我悄悄去了火车站。
我什么都没带,只带上了三年来他给我写的信,三大本装订好的蓝色信笺。
杭州实在太小了,从“平湖秋月”到火车站,三轮车也只花了四十五分钟。
可是,这短短四十五分钟的路程,我用尽一生的时间都再也走不回来了。
我终于登上了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,只是那头再也没有他在等我了。
我的心已经痛到没有知觉,火车开动的时候,我一滴泪都没有掉。
我的西画老师庄子曼教授的油画《葛岭晓雾》
到了上海,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,我考入话剧院,后来又调到歌剧院。人家六点半起床练功,我四点半就起来了,很快就担任主演了。
1952年,去歌剧院前,我不得不将我们三年的通信,整整三大本全部烧掉。我边烧边哭。感觉自己的魂也一起被烧掉了,那个天不怕地不怕,被宠爱的小女孩在这一刻死了。
剩下的人生路,荆棘密布。
被我苦劝留下来的父亲和母亲,结局很悲惨。
父亲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进去,财产全部被没收。1950年,因病保外就医,死在家里。
人已经死了,军管会的人还到家里来宣布枪毙的判决书。
母亲被打成极右反革命分子,去农场改造,最后得癌症死的。
我觉得很对不起父母。
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我也是被批斗的对象,经常被押上台开喷气式飞机。
等运动都结束了,婆婆和丈夫又病了。
那些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,我要管孩子,又要忙工作,还要照顾婆婆和丈夫,两个医院分头跑。
婆婆瘫痪在床,碗口大的褥疮我都给她护理好了。婆婆的病友,包括她的女儿都说,从来没见过我这么好的儿媳妇,比女儿都做得好。所以,她们一定要我去美国散心。
这也是善报吧,不然我怎么找得到我的濂哥。
我把我的照片寄给他。看到我其中一张照片,骨瘦如柴,头发都快掉光了。
他抱着那张照片痛哭,说他的小瑶受苦了,是他没照顾好我。
那十多年,我整个人都熬干了,形容枯槁。
这一生,我都是独自在给最亲的人送终,我的父母,我的外婆,我的婆婆,我的丈夫。等到给丈夫和婆婆都送了终,我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,大半辈子都过去了。
老了,我的人生终于可以自己支配了。我把少年时候丢了的画重新捡起来,这是他当年对我的期望。
还有一个愿望,就是找到他。
现在找到了,我这辈子没有任何遗憾了。
我这张画,余其濂收录在了他的诗集里
为了证明对我的爱,余其濂给我寄来了1949年的飞行记录。上面详细记录了他每天飞往的目的地和时间。
还寄来一张1976年他到杭州找我的地图,上面我家的几处住址,他都画了圈。
原来,我回杭州后,他以为我要到委托信就会马上返回。他每天都到火车站去等,一天一天过去我都没来。
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,却一直没有等到我的回信。他拜托同事到我家查看,却说没有什么事。
他百思不得其解,我为什么迟迟不去上海?正打算亲自到杭州来接我,突然接到飞行任务。
1949年4月底,他被派往台湾新竹驻防,从此再也回不来了。除了一个随身的小包,他什么都没带。我的照片,我们的通信,他的日记,全都留在了上海江湾空军基地。
后来,他还飞过很多次大陆,就是再也没有飞到过杭州上空。
他对我也是日益思念,曾整日整夜地对着大海,对天长叹,期盼有一天能够跨过这生死茫茫一水之隔,再回杭州找我。
一等就等了五年,返回大陆找我的梦彻底破灭了。
在一次舞会上,他看见一个黑衣少女背影很像我。
1954年,他33岁,娶了那个长得像我的台湾护士。
1954年,他在台中结婚了
我很开心,因为我比他晚一年结婚。我和丈夫是同行,在工作上有很多共同语言。
1955年,我在上海结婚,丈夫是导演
余其濂说,在两岸隔离的当时,想回大陆只有一种办法,就是“借他乡回故乡”。
为了找我,他做了很多周密的计划。先是从空军退役到民航,再从民航跳槽到企业。
1974年,他移民加拿大温哥华。
1976年,他回国过一次,专程到杭州找我。他去了英士街、板桥路、保淑路……他去派出所查,说这家人早就散了,搬走几十年了。他又不敢登报找,怕害了我。
1976年,他来杭州找我
他在杭州广播电台的围墙上看见几个红色的大字“誓用鲜血和头颅保卫江青同志!”看得他心惊肉跳。
因为他是国民党,他父母的坟已经被刨了,尸骨无存。文弱的大哥受不了批斗,用一根铁钉从百会穴砸进去,惨状不忍想象……
蒙蒙细雨中,余其濂对着西湖大喊了几声我的名字,大哭了一场,带着遗憾回了加拿大。
1970年,他在夏威夷
分开的那些年,他用诗歌寄托对我的思念,那些诗他都寄到美国给我看。每一首都有一个明显的“小瑶”。
他还给我寄来了从小学到现在,不同时期的几十张照片,说他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了。
他中风过,腿脚不方便,走路要用拐杖,还满温哥华去找蓝色的信笺给我写信。他当年是空军,最喜欢蔚蓝天空的颜色。
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围着我转。他说:天会老,地会荒,你永远是我心中的小瑶。
他给我寄来三枚“飞鹰”徽章,他说:小瑶,这三枚漂亮的飞鹰胸章,在1949年我毕业的时候,就应该为我的小爱人佩戴在胸前。如今,它终于飞回来了。敬赠给小瑶。祝我们飞回笕桥!
他在电话里唱歌给我听。还是好听的男中音,是那首47年前为我唱过很多遍的“一往情深”。
在他温柔的歌声里,我再次泪如雨下。
他一直唱到哽咽。
我像一块久旱的土地逢甘露,尽情地享受着他的爱。
在上海家中
他坚持要来纽约看我。
他说他找了我五十年,现在终于找到了,他要弥补对我的爱。他要我幸福,要再听到我小时候一般无忧无虑的笑声。
他说他74岁了,我63岁了,再也禁不起等待和分别了,他要马上看到我,要紧紧地拥抱我。我受了太多苦,他的余生,要用来保护我。他已经在和家人商量了,看由谁陪他来见我。
我坚决不同意。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,能知道对方还活着,曾经那三年刻骨的爱是真的就够了。
他身体不好,经不起长途劳顿了。我们都老了,我希望留住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,我已经六十三岁了,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十三岁青春烂漫的小女孩了。
更重要的一点是,他太太真的太好太好了,居然能理解我们,支持他每天给我打电话,写信。
我儿子也提醒我,妈妈你能找到余伯伯是好事,但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到别的人。
他在电话里大哭,说我太残忍了。说他很多空军同事都战死了,能活到七十岁的没几个。这是老天给我们的眷顾,让我们还能活着重逢,为什么不见他?他让我不要担心,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得合情合理,合天合地,反正我们是不能再分开了。
我说,不行,坚决不见,见了面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那么大年纪,谁都禁不起再折腾了。
你太太照顾你大半辈子了,我很感激她,她也爱你,我们不能伤害她。
他考虑了几天,写信来,希望一起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,以此来圆我们的梦。
1949年,那时我还不知道我们就快失散了
一个星期后,我收到他寄来的提纲,密密麻麻两万多字,大事记注释也有五千多字。那三年重要的日子,我们说过的重要的话,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22张16开的提纲,他一页页用胶水仔细粘起来,打开有好几米长。
我把提纲贴在胸口,泪流满面。我再也不怀疑他对我的爱了。
那三个月,他说内心翻江倒海,天天哭,眼睛也哭坏了。现在不敢太激动,一激动就头晕。提纲他是用放大镜趴在桌上写的,边写边哭。
他嘱咐我,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事,名字就叫《西湖梦》,是我们两个人的梦,也是很多当时被迫离散的中国人的梦。失散了那么多年,我们都能找到对方,分开的两岸迟早也会统一的。
我们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,是时代的悲剧,是历史的悲剧。
他还给我寄来几十本资料书,用得到的历史资料,他都用红笔圈出来。
1997年,笕桥航校二十四期同学,韩国前空军总司令金信带着女儿到加拿大看望他
算了,写吧,反正这辈子我注定要听他的话,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
我继续留在美国,打算写完这本书就回国。我告诉他,这就当是我们没有婚礼的结婚礼物吧。
他也慢慢冷静下来了,说从现在开始,我给你的信会减到一周两封,电话也是。等你回国,我不可能再给你打电话了,我要让你慢慢习惯。
1995年,他在温哥华自家花园
我边写边哭,又重新经历了一次1946-1949。
我写,他修改,好不容易写好了前三章。
1997年4月,我接到儿子的信说要结婚了,请我回去主持婚礼。我才惊觉,我在美国已经三年多了。找他花了两年多时间,写我们的故事花了一年多时间。
我说我要回去了。他在电话里痛哭,说分别四十七年,还没见面又要分开,他不甘心。
我也哭。哭完安慰他,我们不是天天都在心里见面,在信上说话嘛。
他要我把上海的地址电话,还有三个最好朋友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他,他不能再把我弄丢了。
1969年,他在东京
第二天他给我发来一封长信,信的开头就送我一首李白的词:
楚山秦山皆白云,白云处处长随君。长随君,君入楚山里,云亦随君渡湘水。湘水上,女萝衣,白云堪卧君早归。
他让我带着这首诗一起回去。他要我记住,西湖那三年是真的,现在他对我的一切也是真的。他一直都是爱我的,他永远都是爱我的。
他还寄来了他的头发和指甲。我们生不能同床,死要同穴,希望我走的时候,他的头发和指甲能和我烧在一起。最好能把我们的骨灰撒一部分到葛岭,实在不行,就像金庸小说里描写的那样,找个洞塞进去也行。
1974年,为了回国找我,他移民温哥华
为写这本书,又是十多年过去了。2008年,我把第一次自印本寄给他。
从邮局给他寄书出来,刚走到门口,我就心绞痛蹲地下了。
心里一个大石头终于放下了一样。真的,为他死我都愿意。
他收到书马上就来信了。他刚刚大病了一场,但还是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改了几个地方。
这本书是我们爱情的结晶,我们名字各取一字
我们都更老了,我八十多了,他都九十多岁了,走路要靠双拐,心脏也装了起搏器。他哭得太多了,眼睛几乎失明。信也少了,大概一个月一封。信越写越短,字越写越大。
每封信末尾他都会写:白云处处长随君。
我懂他的意思。我把我的家取名为:白云小屋。
我从美国回来后,我们再也没有通过电话。有时候真的很想很想听听他的声音,但我绝对不会给他打的。我们年纪都大了,他又有高血压,不能太激动。还是维持这种平静比较好。
前段时间因为有点事情,我托他在重庆的弟媳给他打电话,打了几次家里都没人。我紧张得几个晚上都睡不着。他曾经告诉过我,如果三个月他没有来信,那就是他不在了。
还好,他只是去医院做例行检查,虚惊一场。
这辈子只能在梦中相见了
他说自己真的是很老了,每天打盹的时间比醒着的时间多,醒着的时候又大部分时间都在回忆以前的事情,只有以前的事情才会带给他快乐。他依然常常听到我咯咯咯的笑声在他耳边响起,下辈子他还会循着这笑声来寻我。
我现在每天没事就看看他的信,好多信我都能背出来了。
我们不能通电话,我只能从来信字迹的大小,工整程度去判断他的健康状况。
我每天都在祈祷,希望他能活一百岁,我也要活久一点,每天想想对方就觉得很幸福了,过往的苦难都不值一提。
2019年,他98岁了,我也87岁了,无论经历多少磨难,他给我的爱已经足够温暖我这坎坷的一生了。我们即使不能联系了,也能明白彼此的心意,希望来世我们再也不分开,可以白头偕老。
来世,无论他在哪里,变成什么样,我相信我依然能找到他。
那时,他常望着台湾海峡哭泣
我的茅阿姨
茅阿姨是我的偶像,也是我的女神。她的乐观,她的坚强,她顽强的生命力都让我赞叹不已。
茅阿姨今年87岁了,爽朗的笑声一如13岁时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女。
我叫她茅阿姨,但是我们情同母女。我们的缘分源自一次采访,相识八年,成了忘年的好友。
1 茅阿姨和她的画
2011年春天。桃红柳绿的天突然变得混沌,北京的沙尘暴吹到了杭州。
我去上海采访茅阿姨。
一大早,高铁穿过重重雾霾,从迷雾般的杭州抵达同样雾气沉沉的上海。
从虹桥高铁站到茅阿姨家,正好五十元的出租车费。
楼下有水果店、鲜花店、打印店、还有咖啡店,人来人往、步履从容,这是和平时期的安稳和恬淡。
淡绿色的楼,在初春灰沉的天空下显得生机勃勃。
老式的板楼,一共四部电梯,长长的走廊里并排住着好几十户人家,门口堆满杂物。
寻着门牌号一路寻过去,有一扇门没有门牌号,门前有一块地毯,门口有一个花架,高高低低错落摆满了植物。
我在门口轻唤:茅阿姨……
茅阿姨欢快明亮的声音在里面响起:“你等一等!”
打开门,一张热情温暖的脸,爽朗明亮的笑声,还有张开的怀抱……79岁的茅阿姨看起来活力四射。
茅阿姨笑呵呵地解释,刚才抱歉让我等,她在戴假发,画眉毛。
茅阿姨住的房子是以前单位分的,两室一厅,一间画室,一间客厅,一间卧室。
餐厅就是她的书房,高高堆满了资料,还有她和余伯伯的来往信件。
随便提到哪封信,茅阿姨都能马上说出余伯伯写这封信的日期,她收到这封信的日期,以及上一封信她写的是什么内容。
餐桌上有一盏吊灯,吊得很低,灯光聚在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。
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她发信收信的日期,电话内容和重要事件。
笔记本上放了一个放大镜。画室里铺着画了一半的画。茶几和书架上都是余其濂各个时期的照片。年轻的军官眉目俊秀,英姿挺拔。十三岁的少女,情窦初开,满脸懵懂。
四十年代末,时局动荡、兵荒马乱。刚刚在西湖边定情的茅君瑶和余其濂被历史的战车冲散了。
五十年的魂牵梦萦,一辈子的刻骨铭心。
人世茫茫,岁月风霜,你的眉目刻在心里,即使穿越今生,穿越来世,一刻也不能忘。
茅阿姨耳朵很背,但声音嘹亮,记忆力惊人。年轻时候的事,某年某月某日她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她有记日记的习惯。写给余伯伯的每一封信,她都会誊一份保存,并注明邮寄的日期,以及编号。
余伯伯写来的信,她也会详细记录,编号保存。
2. 余其濂伯伯中风后不能写信,茅阿姨只能从三弟那里了解他的近况。
2013年,三弟媳专程从重庆来看望茅阿姨,他们在杭州见面。
饭桌上,一个杭州的阿姨无意间说起1976年余其濂来杭州找茅阿姨的事情。
当年,余其濂遍寻杭州,只找到一位熟人,就是这位阿姨。
他们一起吃了顿饭,余其濂告诉她这次回来是为了找茅君瑶,问她有没有小茅的消息。
茅阿姨激动得站了起来,反复问:是真的吗?是真的吗?他真的来找过我?他真的是专门来找我的?
一个下午,茅阿姨都开心得像个孩子,拉着我的手反复念叨:我今天真的太开心了。我终于打开了心中的一个结。他真的来找过我!以后我再也不胡思乱想了。
2008年,中国美院80周年校庆,茅阿姨和同学
茅阿姨总是给我描绘他的声音有多么动听,富有磁性,以前他经常贴在她耳边唱歌,那些他唱过的英文歌她全部都记得。
找到他时,她在美国,他在加拿大,他经常在电话里唱歌给她听,声音仍然和当年一样迷人。
有时候,晚上他会突然打来电话说:“小瑶,你快看看窗外,有一只蝴蝶在徘徊,那是我在敲你的门。”
那个长达两米的写作提纲是余其濂拿着放大镜边哭边写的。茅阿姨展开铺在地上给我看。
出书的时候,茅阿姨将作者注明为:瑶其。两个人名字各取一字。
3. 茅阿姨唯一的儿子在日本。
茅阿姨是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,有事情自己解决,生病,总是自己打120,自己请护工。
她每天都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,和老同事聚会、上老年大学、写书、教保姆认字……
她大多数老同事都是空巢老人,很多子女在国外,或者别的城市。即使同一个城市,也分开住。
这些老人相互照顾。
茅阿姨很乐观,经常乐呵呵地开玩笑:想当年,我们这群人走在淮海路上,回头率是最高的。现在不行了,皱巴巴的老太太了。
她说老太太们聚会的时候很开心,经常一起唱:再过二十年.我们来相会.送到火葬场,全都烧成灰。你一堆我一堆,谁也不认识谁,全部送到农村做化肥。啊~亲爱的朋友们,到底谁先烧成灰?先烧你,先烧我,反正都是农民伯伯的好化肥……
2012年冬天,天很冷,我担心她的腿,跑去上海看她。
她一个人住,请了个搞卫生的钟点工,一周来两次。阿姨不识字,她每次都要花半个小时教阿姨认字,还认真地提前备课,备课笔记就有好多页。
茅阿姨腿脚不好,一到下午就走不了路,但她每周坚持去老年大学学画画,靠打封闭支撑。
茅阿姨耳朵背,我给他买了老年手机,有一个SOS键,一碰到就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。
她说上课的时候,突然全班都盯着她看,旁边的人摇摇她说,你的手机响了。
她大笑说,你看我是有多聋啊,全班都听到了,就我听不到。
现在,她耳朵几乎完全听不到了,但笑声依然嘹亮。她买了智能手机、ipad,终于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交流了。
4. 2014年11月,她因为腿痛住院,医疗事故让她两次昏迷,差点就离开了。
醒来后,她肌肉萎缩了,还患了糖尿病,需要长期吃药。她选择了原谅医院的过失,并且每天咬牙进行康复训练。她不想因为身体状况拖累任何人。
她还有一个愿望,要把婆婆罗馥贞的故事写出来。
她的婆婆是上海犹太大亨哈同的长女。她的丈夫是著名导演庄泽敬,乒乓球明星庄则栋同父异母的哥哥。
1992年,庄则栋(前排左二)要去美国参加乒乓球外交二十周年,特地带着妻子佐佐木敦子(右一),来看望生病的大哥(右二庄泽敬)。六个月后,庄泽敬去世,66岁。我后面是儿子庄璞。
为了写书,茅阿姨用两个叠起来的放大镜写字,一笔一画写完了一本书。后来,又独自推着轮椅去医院动了白内障手术。高兴地告诉我,她能看见公交车上的字了。
每一次生病,茅阿姨都能凭自己顽强的毅力,以及信念奇迹般康复。
2018年,她给我寄来了新写好的书《我的婆婆罗馥贞》,这是一本传奇之书。
这个叫罗馥贞的混血女人,温婉善良,却一生命运坎坷。
两个苦难的女人,隔代相遇,成了最好的朋友和知音。
2019年5月18日,我又去了上海田林东路。
茅阿姨的背更弯了,笑声依旧爽朗。她的画得了很多奖,一幅幅打开一定要我选几张带走。她说自己终于没有辜负余其濂伯伯对他的期望。
她说,如果他还活着的话,98岁了。算了,不想了。死了活了都不重要了,反正心都在一起的。
她坚持煮饺子给我吃。她有好几顶不同风格的假发。她在我眼里还是那么美,西湖边的美少女,淮海路上的女明星。
2019年10月1日,微博上在热传她的视频,87岁的她和17岁时的自己相遇。
她在镜头里哈哈大笑。
她告诉我,她也是第一次看到17岁的自己。
我把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87岁的茅君瑶爽朗的笑声。
17岁的红衣少女茅君瑶,笑容满面地走在阳光里。
其时,她刚刚和恋人分别。没过多久,她便辍学前往上海。
如果时光能穿越回去,这个沐浴在爱情里的红衣少女,一定不会离开那个叫余其濂的年轻空军。今生来世,这份爱永志不渝。
《梦》
是你吗?
是你。
依旧焕发如画的湖山貌容,
平柔,淡抹。
明静,庄重。
和那忘不了的许多微笑,
都浅斟在你的柔情中。
你生活得可好?
……为什么不说话呢?
别就走呀!
……
梦,
又引我飞回笕桥东,
往事,历历重重。
(1951年台湾)
《释》
忍住点,
亲爱的,不要哭泣。
我之所以慢慢的对你疏远,
是为了怕你日后苦痛,
才小心地垫起脚步,
轻轻走出你的记忆。
矛盾吗?不是的,
我只怕岁月抹不掉你心里的影子,
还怕被我热爱过的你的灵魂,
会突然对生活感到冷漠,
对人世觉得凄迷。
而且,我更怕你恨我,
恨我这个曾经为照亮你,
而渐渐烧尽自己的人,
像枯竭的鱼烛在暗淡中隐去。
哦!
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,
我一直那么深深的爱着你!
《临行》
你轻问我去后行踪,
我指指那彩色长虹。
我飞过雨后山边,
或横跨云霄九重。
你诉说深情如许怎么投寄,
我点点那白云依依。
系相思在过窗风尾,
它将为你殷勤传递。
你还怕我会淡忘了你。
傻孩子!你的热情是我飞行的动力。
怀念时,你就望望星星,
有花的地方,我就会想到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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